“因為他們想要成為第一。”在香港參加美國社團管理協會(ASAE)亞太區會議時,筆者問國家會議中心前銷售總監Jennifer,新加坡為什么會成為亞洲第一的國際會議城市時,她脫口而出道。
多年來,新加坡一直占據亞洲第一國際會議城市的位置,國際大會與會議協會(ICCA)每年發布的國際會議城市排名表上寫得很清楚。那么,新加坡何以牢牢占據這個位置呢?三月下旬的香港、新加坡之行,尋找問題的答案成了筆者的主要任務之一。
到香港參加ASAE亞太區會議的人都與國際會議有關,這是找到答案的好時機。談到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國際會議城市的原因時,大家興致很高,而且似乎都有現成的答案。來自會議組織方、會議公司、會議中心、會議酒店的朋友們,從不同角度讓這個答案變得更加豐滿。
同樣一個問題,新加坡人的感受與外面人的不太一樣。新加坡的會議從業者在談到新加坡MICE行業取得的成績時,都把功勞記在了政府頭上。他們認為,新加坡目前的繁榮與政府積極的執政理念以及有效的運作模式密切相關。
在新加坡停留期間,正值新加坡舉國哀悼國父李光耀,筆者強烈地感受到了政府及其領導人在這個國家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一切跡象顯示,國民們是發自內心對這位把新加坡從貧窮帶入到富強的領袖心懷崇敬。
此外,筆者也從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李光耀紀念展示區的大屏幕及電視反復播放的李光耀執政時期演講的視頻里明顯感覺到,強烈的危機意識以及由此轉化而成的發展沖動蘊藏著巨大的內在能量,使得他們的戰略目標——將新加坡這個資源貧乏的小島,建設成一個充滿魅力的花園城市,建設成一個富有而強盛的國家,不會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聯想到新加坡MICE業取得的成績,沒有人會覺得意外。
國內很多城市都在發展會議與獎勵旅游業,都想成為名滿天下的“國際會議城市”,但收效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問題在哪里呢?新加坡的經驗能不能借用一些呢?
首先來看政府角色。會議業與展覽業、旅游業基本一樣,都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作用。受訪者普遍認為,與亞洲主要城市相比,新加坡政府在MICE行業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積極而有效的。
一是定位準確——新加坡政府認為,MICE是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旅游業的框架中來促進和發展;二是管理得當——專門的機構和人員,針對性的政策和扶持資金,系統性的推廣計劃等;三是協調到位——政府與企業有機結合,形成了一套統一而協調的市場運行機制;四是理念先進——國際化的視野,創新性的思維模式;五是舉措果斷——新加坡近些年推出的濱海灣金沙和名勝世界項目,排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綜合體設施的前列,涵蓋會議、展覽、獎勵旅游以及娛樂、購物、美食等,成為新加坡推動新時期會獎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推手。
其次來看MICE市場環境。受訪者認為,新加坡有著亞洲最理想的舉辦國際會議的環境,包括合適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良好的城市形象、國際化的語言環境、完善的會議展覽設施、無可挑剔的服務等。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秘書長黃建銀對新加坡的服務有著特別的體會。他說,新加坡的常規服務沒得說,有時候還會給你意外的驚喜。有一次,他到新加坡參加會議,從機場乘車到了酒店門口,門童一開車門就直接說:“歡迎黃先生到我們酒店。”這著實讓黃副秘書長吃了一驚。
再來看辦會性價比。“酒店價格是有些貴,可會議場地租金比國內個別城市同層次的還要便宜。總的來說,在新加坡辦會性價比還是比較高的。”有過新加坡辦會經歷的朋友這樣說。
到新加坡辦會的主要理由有:一是新加坡國際化程度高,城市品牌形象好,對社團會議來說人比較好招;二是政府積極協助、企業服務到位,會議的綜合效果很不錯;三是在新加坡辦會,會費能夠提上去,這對社團來說總體比較劃算;四是濱海灣金沙、圣淘沙等特色鮮明的綜合性設施知名度很高,對企業會議與獎勵旅游活動很有吸引力。
新加坡政府為什么愿意在MICE方面下功夫呢?因為新加坡資源很少,只能在有限的領域深挖,把MICE做到極致。
中國市場基礎好、行業門類全,政府和企業可做的項目太多,卻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到出類拔萃。《反脆弱》的作者塔勒布認為,事物在壓力下往往會逆勢增長,而那些被剝奪了壓力源的事物則會變得脆弱,甚至會倒塌、崩潰。那么,激勵中國會議與獎勵旅游業的壓力源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