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代，毛澤東主席的《實踐論》不知讀過多少遍，它潛移默化地影響筆者一生的生活與工作。記憶中最后一次閱讀應該是1972年。
事隔35年，順手從書架上取下毛澤東主席的《實踐論》，重溫一遍之時，腦袋里翻騰的卻是筆者參與近25年的中國會展業。兩者相撞，深深感受到即使在《實踐論》發表60年后的今天，它對認識中國會展業的發展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指導意義。
百萬大軍參與偉大的會展實踐
如果將1979年定義為中國商業性展覽會的起始年，至今已28年歷史，初始只是每年幾場而已。廿世紀八十年代每年也不超過200場，會展城市也局限在北京、上海、廣州；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之后，會展市場迅速膨脹，除京、滬、穗之外，大連、深圳、杭州、廈門、南京、成都、武漢、西安、青島等城市加入戰團，每年全國舉辦的展覽會接近千場，廿一世紀初的七年，應該說是中國會展業全面開花的七年，全國大、中、小城市新建、改建展覽場所近300所，舉辦各種類型展會近4,000場。
如果我們稱經歷過的28年是中國會展業的偉大實踐并不為過，稱它已經產生了“巨大生產力”也應該是恰當的。
《實踐論》指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人們能夠對于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的時候。”
中國會展業確實經過了“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而到更多方面”的過程。初期，展覽會只是由京、粵、滬貿促會與香港若干展覽公司策動，此后牽動若干省、市貿促會加入，中央各部也紛紛成立貿促分會，全面介入展覽業；九十年代，民間展覽企業紛紛成立，形成一種力量，隨著行業協會成立，以行業協會為主力舉辦的展覽會應運而生；九十年代末，先后成功運作的廈門投洽會及深圳高交會，以示范作用軀帶動各地政府直接介入操辦展會；廿世紀初，大量國外展覽組織者通過收購合并進入市場。至目前為止，政府、協會、民營、國內、國外數以千計的展覽組織者共同舞動中國會展大業，形成與造就了中國會展業的巨大生產力。
筆者以為：如果把28年稱為一個階段，應該是初級實踐階段。上百萬人參與了這個偉大的實踐。《實踐論》指出：“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系。”
在這個初級階段，我們看到：展覽館的建設是否過急？是否脫離我國會展業的現實？是否缺乏綜合功能設計？是否貪大求洋？從全國觀點看，布置是否合理？我們看到：那些機構適合進入會展組織者市場？依市場規劃運作的民營組織者是否成長過慢？政府組織者是否介入過深？協會的功能是否應將辦展作為主業？外國企業入場是否需要有門坎？中國民營會展企業為什么紛紛轉讓股權給國外企業？是自身安全沒有保障還是其它原因促使其厭戰？政府、協會、民營、外資之間是否有合作、協調空間？它們之間是否一定要在市場中決戰？在我國辦展環境（條件）是否公平？會展業是否存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就全國范圍而言，會展項目什么時候才能有一定的協調？還是任由市場說話？市場經濟（無形的手）與政府功能（有形的手）之間是否有可能兩者攜手，使我國會展業走上又好又快的道路？…
我們還看到：會展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否嚴重？它除涉及展會本身外，是否也涉及參展的展品與專利？展會價格差異性很大，低價傾銷對展覽業是利是弊？展會評估是否需確立一套符合本國的標準或者引入外國（或所謂國際）的標準？正規高等會展教育是否時機成熟？會展培訓全國遍地開花如何評估？所謂人才短缺是缺乏那部份人？
我們也看到：中國企業數以十萬計奔赴境外參展，成為許多外國組織者的重要客源，壯大了外國的組織機構，我們的組織者是否有能力與膽識把展覽會辦到外國去？宛如德國的組織者把該國參展商帶到中國來一樣。我國有沒有條件走出國門，實行組展者國際化？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展覽界的許許多多問題，它包括展裝、展運中的問題；展覽產業鏈上的種種問題；甚至于某些敗類，如騙展、展蟲等問題。
是的，我們“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由于有事物的存在，才能讓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片面”。
筆者的結論是：二十八年的會展史，是波瀾壯闊的歷史、是數以百萬計會展人參與的偉大實踐、是會展人的努力造就了巨大的生產力，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其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是可喜不是可悲。這些問題為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會展業，為我們從實踐步向理想提供大量素材，也奠定良好的基礎。
實現從實踐到理論的飛躍
《實踐論》指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又說：“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 “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是有了性質上的差別。” “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產生合乎論理的結論來。”
經過長達20多年的實踐，會展業的許多問題已經浮上水面。近2-3年，媒體、學術界及數量眾多的論壇、研討會已經就各種現象進行討論。也有不少學者發展不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成立以后，這方面的工作更顯得被重視，可惜資源有限，還不能形成有系統的研究與總結，會展產業本身還沒有引起國家級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重視，這是非常遺憾的。
依筆者愚見，未來五年應該是我國會展業實現從實踐到理論飛躍的年代，也就是說，這五年應該是完成《實踐論》學說的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既有以往28年的“直接經驗”，也有國外的間接經驗（“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
我們已經具備條件“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必須加強研究與總結的課題。
一、會展業的定義與內涵
會議與展覽活動在我國是否成為一種獨特的產業？倘如是，這種產業的型態、規模如何？它對于其它產業的實質影響如何？（切莫犯所謂一比九的形而上學錯誤），它在國民經濟中是否占有一定的席位？它的可塑性如何？會展業的投入與產出應該在什么樣的合理水平才具有生命力？...等等。
二、會展學科的定位
目前，全國幾十所大學開設會展專業，也有數以百計的非學位會展專業和形形色色培訓班。
到底在教育體系和國民經濟發展需求方面，是否對會展專業有共識，它是不是一門學科？是什么樣的學科？學生應該在大學里學到什么東西？這個學科的社會實踐是什么？我們要培養的是什么樣的人才？這個專業的學習年限多少為宜？應該設置那些必修與自修的課程？如果會展學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否有更高的學歷需求？碩士？博士？博士后？...等等。
三、會展城市與支柱產業問題
人們都知道，任何會展活動一般地說對社會都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是否任何一個城市只要有會展活動都可以稱為會展城市？發展會展業是有成本的，除投入成本外，還有經營成本。那么，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稱為會展城市？會展業占該市GDP百分幾才稱得上是城市的一種產業？城市的規模、周邊環境與市場需求諸多因素制約著城市的會展業，這個標準如何？更令人奇怪的是全國數十個城市將會展業定為支柱產業，這些城市中有的會展業只占市GDP的百分之零點幾而已。何來支柱？
究竟會展城市的標準如何？一個城市可以將會展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標準又如何？搞明白這些問題有現實意義的，期望人們能有理性認識后，別再浪費金錢與光陰，科學地做些實事。
四、展覽會布局問題
展覽會名目繁多，據筆者所知，全球展覽項目近500種之多，而我國在辦項目也300多種。但是在我國幾年來曾經舉辦展覽會的城市（或場館）達200多個，但集中舉辦的項目卻只是幾十個品種，一般地說，容易辦的項目、社會性強的項目，人人搶著辦，有的項目全國全年舉辦40-50場，這種實踐目前仍在曼延之中，也是自由市場經濟必然的結果。
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場有一定的功能，但也不一定是萬能的。28年的實踐已經告訴我們，任由這種情況發展是不可能把會展業做強的。我們是否應該學習德國的經驗，每個城市是否應該有所側重。
這是一個難度相當高的課題，但是這又是一個非逐步協調不可的問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實踐與數據說明適當布局的好處。即使現在時機不成熟（實踐不足），有沒有可能開始進行若干前期性的研究？
五、有關展覽館的布局與建設問題
十幾年來，筆者參加過十幾個城市展館建設的討論，許多并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大部份的理念是：城市領導將會展業訂為支柱產業所以要建展館、展館形象要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筑、展館的規模要大、起碼要滿足城市中某單項展（許多是該市唯一的）的規模…。這些要求多數是領導的指令，也所謂的可行性報告都是先有結論后有所謂論證。既然各位領導已決定，其它“外來人”還能講什么呢？
筆者再次呼吁，不要再大興土木了，不要再拿老百姓的血汗錢當兒戲，政績不是告形象工程樹立起來的。即使有些城市確有需要，也要充分論證。有一個現象是值得關注的，某中心城市建了展館，會展業也不錯，鄰近城市馬上也要建館，發展“自己”的會展業，明知自己條件不夠也要強來，實在不明白，如果產業有需要，為什么不把展覽會辦到中心城市去，相隔不足半小時車程也要爭一日之長短，難道中國人就要自己這么爭嗎？內在因素是什么？
六、政府、協會、民營、外資等展覽會組織者的關系問題
政府是繼續進入市場還是逐漸退出市場？那些應該退出、那些不應退出，如果要退出，如何退出市場？協會可否轉換辦展方式？可否委托管理者也不會將協會全副精力擺在組織展覽活動之中？民營企業如何做好做強自己？民營企業并非另類，它的“帽子”也屬于中國。為什么許多已做強的民營企業還有不安全感？其威脅來自市場？還是非市場？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問題？我們既要堅持開放，但是否存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尺度？有人提出國家會展經濟安全問題，是否存在？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問題，但以上羅列的六大問題應該是主題。如果我們善于從28年的實踐中去尋求答案，以科學的非偏見的態度，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進行研究，那么我們必然會實現從實踐到理論的飛躍。
回到實踐中檢驗理想的真確性
假如我們能夠花五年時間，總結28年的實踐經驗上升到理想，《實踐論》告訴我們整個實踐過程并未完結。“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實用理想于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因為“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現在討論會展業中的這個問題尚早，也許五年之后我們有機會討論它。但是，對于《實踐論》中所提出“實踐 ¾ 理論 ¾ 實踐”的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循環，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認識。
筆者在重溫《實踐論》時，針對我國會展業發展問題的一些思考。對于個別企業或個別項目也應該有同樣的思考，因為它確切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當前，無論是對全國會展業、區域會展業，甚至于具體的會展項目或企業都面臨著同一的問題，就是如何從多年的實踐中去總結經驗、去升華至可以指導今后工作的理想，這就是本人重溫《實踐論》之后的體會。并寫就此文與同行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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