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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10余年間，京津冀地區的展覽業雖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增長，但是與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相比，不僅展覽數量和規模的差距在進一步拉大，而且近年來又呈現出明顯的“北展南移”現象。

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如何解決？供給短缺是制約京津冀展覽業健康發展的主要瓶頸，京津冀地區的展覽業要想重振雄風，需要從展覽場館、扶持政策、協同機制等供給方面集中發力。

京津冀地區展覽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1、展覽業對地區產業的引領作用不突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品牌展會數量少。展覽業做為一種戰略性先導產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許多知名展覽會已經成為區域強勢產業的標簽，在樹立區域產業形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簡稱義博會）使浙江義烏這個縣級小城升華為中國乃至世界知名的小商品制造中心，提起小商品，越來越多的人會首先想到“義烏”；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更是舉起了深圳二次創業、進軍高科技產業的大旗，在推動深圳產業升級、培育深圳高科技產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京津冀地區近年來雖然也在不斷推動展覽業的發展，但是像高交會、義博會等這些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和廣泛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展會嚴重缺乏，展覽業對地區產業的引領作用不突出。

2、展覽會與地區經濟的粘性差，展覽外流現象明顯。北京作為京津冀地區的龍頭城市，在舉辦展覽會方面擁有多方面的優勢，過去數十年中也培養了中國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CHIC）、中國國際汽車商品交易會（CIAPE）等許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展會，但是從最近幾年的發展態勢看，這些展覽與北京地區的經濟粘性并不緊密，相繼遷移上海舉辦之后，不僅市場沒有受到影響，辦展規模反而呈現出明顯的上升態勢。以中國國際汽車商品交易會（CIAPE）為例，該展會過去長期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舉辦，由于場地面積制約，2013年的展出面積只有7萬平米，2014年移師上海國家會展中心后，增長迅速，展出面積達到12萬平方米，2015年更是突破了18萬平方米。

3、區域內部展覽業的協同效應，不同城市間競爭激烈。盡管京津冀協同發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在交通、通訊等多個領域已經有實質性的協同發展舉措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在展覽領域，目前既缺乏官方的協同發展機制，也缺乏民間的協調與合作通道。作為促進投資和貿易的重要平臺，展覽業不同于一般的競爭性行業，展覽業的健康發展首先需要克服同一主題的展會在相近區域內部的惡性競爭，需要在主題、檔期等方面做出協同安排。目前，長三角、珠三角等展覽業發展相對成熟的地區均已通過“長三角會展城市聯盟”、“珠三角會展城市聯盟”等多種形式的合作機制，加強了地區之間的協調。京津冀地區雖然在政策上存在區域協同發展的驅動力量，但事實上展覽業至今仍然沒有形成有效地合作機制，當前散亂的場館布局甚至加劇了區域內部展覽業的競爭。

供給短缺是制約京津冀展覽業的主要瓶頸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盡管過去10余年間京津冀地區十分重視展覽業的發展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目前依舊存在展覽業對區域經濟引領作用不突出、知名品牌展覽會數量少、區域內部協同發展不夠順暢、名優展覽頻頻外流等諸多問題。誠然，這些問題的產生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給方面的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無論從經濟總量、區位優勢還是經濟輻射能力看，京津冀地區的展覽業均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這種發展潛力之所以沒有轉化為現實的市場，甚至出現“北展南移”的現象，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展覽場館、展覽政策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供給因素不能滿足現代展覽業發展的需要。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展覽場館供給短缺。展覽場館是確保展覽會成功舉辦的基礎條件，缺乏展覽展示的場所，展覽業的發展無從談起。盡管從全國層面看，展覽場館目前已經相對過剩，不少展館甚至處于長期閑置的狀態，但是就京津冀地區來看，盡管目前已經建成了20余座大大小小的展覽場館，但是室內展覽面積達到10萬平方米規模的只有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10.68萬平方米）和石家莊國際會展中心（10萬平方米），絕大多數展覽場館的室內展覽面積都在5萬平方米以下。而從展覽業的發展狀況看，2015年全國展覽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的展覽會已經多達124個，這些展覽會之所以主要選擇在長三角（40個）和珠三角（33個）地區舉辦，顯然與京津冀地區缺乏大型展館緊密相關。更為值得關注的是，伴隨著展覽市場的優勝劣汰和展覽會收購兼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展會開始突破10萬平方米的規模，如果京津冀地區不適時擴大展覽場館的供給，展覽外流的現象將難以阻擋。

第二，展覽業的政策供給不足。展覽業作為一個具有明顯“外部經濟性”的特殊行業，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得到了財政、稅收等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在我國特殊的市場經濟體系下，各地展覽業的發展與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更是緊密相關。最近10余年來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等城市之所以能夠領跑中國展覽業，除了自身具有較大的市場需求外，顯然得益于這些地區政府的強力支持。以深圳為例，早在2004年深圳市政府就出臺了《關于發展深圳會展業的意見》，提出了會展業國際化、市場化、專業化的指導方針和創建“知名會展城市”的目標，并將會展業正式作為一個新興產業納入了深圳市產業發展規劃，為深圳會展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15年3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之后，深圳市政府面對新的發展機遇，于2015年11月9日正式宣布啟動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項目建設，該會展綜合體規劃建設50萬平方米，擬投資超過800億人民幣，政府對展覽業的反映速度和支持力度由此可見一斑。雖然近年來京津冀地區的政府部門對展覽業的發展同樣表現出較高的熱情，但是在具體可行的政策供給方面依舊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特別是與上海、廣州等傳統展覽中心城市以及與成都、重慶等新興熱點展覽城市相比，京津冀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明顯不足。

第三，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區域間的協調機制尚未形成。展覽會作為人流集中、涉及面廣、影響力大的特殊活動，迫切需要交通、消防、公共安全、海關、新聞傳播等多方面公共服務的支持。但是從現實情況看，不僅京津冀三個地區的公共服務沒有形成聯動機制，即使在各自區域內展覽業的公共服務也存在嚴重不足。以北京為例，作為京津冀地區的中心城市，盡管北京在市場規模、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具有舉辦大型展覽會的優勢，但是北京作為國家的首都，同時需要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等眾多大型政治活動，當這些活動的舉辦與貿易展覽會發生沖突的時候，展覽會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公共服務，有時不得不延期舉辦甚至取消。除此之外，為了疏解城市擁擠、確保城市安全，在北京舉辦展覽會時不僅需要履行更加嚴格的審批程序，而且在防火、防爆、防突發事件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盡管這些舉措在確保城市的宏觀利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對展覽主辦機構而言，可能因此而面臨更多的麻煩。

京津冀展覽業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面對京津冀地區上述種種展覽業供給不足的問題，該采取哪些關鍵措施加以推進呢？我認為如下三個著力點至關重要：

第一，場館供給——規劃建設新的展覽場館。如前所述，缺乏與京津冀經濟體量和輻射能力相匹配的展覽場館，已經成為制約京津冀地區展覽業協同發展、提升京津冀展覽業整體競爭力的首要短板。雖然可以通過擴建目前已有展館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瓶頸，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已有展館的建設均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站在京、津、冀各自利益視角下做出的決策。雖然這些決策在當初的歷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對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也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伴隨著國家戰略重點的轉移，這些展館已經很難滿足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要求。為此，需要站在國家戰略利益的視角和京津冀未來協同發展潛力的基礎上，重新選擇京津冀展覽場館的區位、規模與功能。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可以將已有展館通過用途轉移等方式改造成物流中心、倉儲中心、超級市場、文體中心等。

第二，政策供給——管理和服務機構的整合。這里的政策供給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需要站在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度，加大對展覽業的政策扶持，從土地使用、人才培養、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貼息貸款等多個層面給展覽業提供優惠支持；另一方面，要從優化公共服務的視角，簡化展覽會審批和備案程序，從海關、交通、公安、消防等多個層面形成京津冀地區之間的互動，使這些公共服務成為確保展覽會成功舉辦的強力保障，而不要成為展會組織者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門檻。

第三，制度供給——協同發展的體制與機制創新。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不僅是對城市群建設的探索，同時也要實現不同行政區域間協同發展體制與機制的創新。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目標不僅僅在于提升京津冀地區的自身競爭力，更在于發揮京津冀地區作為中國北方經濟中心的作用，提升京津冀地區對中國大北方經濟的輻射能力，進而推動中國大北方地區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展覽會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領平臺，需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發揮其應有作用。為此，京津冀展覽業的協同發展，同樣需要決策體制和機制上實現創新。這種創新不僅需要體現在一般意義上的工作互動，更需要在產業規劃、產業布局、投資機制、利益均衡等方面做出統籌安排和統一決策。

注：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項目編號14JGA010）“京津冀會展業戰略布局與協同發展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