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1999年的昆明世博會之后，2006年的沈陽園博會、2008年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聯袂而至，前不久，又從英國傳來喜訊： 2011年世園會花落西安。這些大型國際會議活動的舉辦，對提高我國及舉辦城市的國際影響力及對經濟的強大拉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縱觀國內外此類大型活動，“后奧運現象”抑或叫做“后會議效應”又總是讓這些唯美活動的后遺癥裸露無遺。如何避免“后會議效應”是個值得探究和深思的問題。
名詞解釋：在學術界有一個叫做“后奧運”或者“后會議效應”的說法，究竟什么是“后奧運現象”？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盛會曲終人散后場館的“人去樓空”。 即一些大型會議結束后，曾經熱鬧非凡的會議場館很快歸于沉寂。對于所謂的“后奧運現象”，有專家認為不僅僅是場館設施賽后利用的問題。為了一屆盛會，在一定程度上把建設投資與建設項目“提前支出”，可能會出現后奧運階段的“低谷效應”。
在奧運會歷史上，大規模的體育場館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帶動國家和地區經濟飛速增長。但是開完運動會以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造成經濟滑坡，導致整個經濟體系發展停滯。
大型會議的“大型效應”
大型會議活動從舉辦時間和地點來看，可以簡單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固定在某個地方、重復舉辦的大型活動，如每年一屆的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每年一屆的深圳“高交會”，又如每年春秋兩屆的“廣交會”；另一類是一次性的大型活動（one-time mega-event），如1999年的昆明世博會、2006年的沈陽世園會，以及即將舉辦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1年西安世園會。與固定在某個地方、重復舉辦的大型活動不同，對于舉辦城市來說，一次性的大型活動具有“超常規”或者說“非常規”的特點，也就是說這樣的大型活動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臨時的、短暫的因素，它們是難得遇到、難以爭取的，有些甚至是“百年一遇”的。因此，對于這樣的大型活動，一些城市往往是熱情有加，不遺余力。
加拿大著名學者Getz教授研究認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一次性的大型活動具有四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把大型活動作為旅游吸引物，構成旅游產品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二是把大型活動作為旅游形象和地方形象的塑造者，提升城市和地方聲譽；三是把大型活動作為促進旅游業和地方發展的動力，強化旅游和發展意識；四是把大型活動作為提升地方發展的催化劑，拉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這四個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為城市政府看重的是第一個作用和最后一個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大型活動可以帶來很多的觀眾和游客，他們的消費可以為城市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這是大型活動最直觀、也是最顯著的作用；最后一個作用，就是以大型活動需要接待這些數量龐大的、“爆炸性”的、“井噴式”到來的觀眾和游客為契機，建設相應的旅游設施、交通設施、服務設施和其他西關的基礎設施，從而促進城市發展。因此，絕大部分類似的大型活動的舉辦城市都把這些大型活動當作城市發展的重要機遇，大搞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的昆明99世園會和2006年的沈陽“世園會”都給其承辦城市帶來了不菲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也正是許多城市熱衷于申辦大型會議特別是一些國際會議的核心原因。1999年的昆明世博會和2006年的沈陽園博會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加快城市建設等方面給承辦城市帶來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益。
“世園會”自1851年英國倫敦舉辦第一屆以來，目前已舉辦過30多屆，被譽為經濟領域的“奧林匹克”。它在為舉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成功地塑造了城市形象，擴大了城市的國際影響，并在引發投資高潮、帶動產業發展、拉動城市經濟、促進城市建設、完善城市建設體系等方面有著巨大的作用。由于“世園會”能給舉辦地帶來巨大的國際影響和綜合效益，吸引了世界上許多城市積極申辦。在1999年前，“世園會”基本都是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舉辦，“99中國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是這個活動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也是20世紀我國承辦的惟一一個大型國際會議活動。
99中國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的成功舉辦，讓昆明聲名鵲起。昆明的城市建設也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博會結束后，中央領導對云南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將世博園整體保留并作為旅游景區景點；二是把世博園建成世界名園。云南省委、省政府領導指示：把世博園打造成云南省旅游龍頭骨干企業。
世博集團通過實施資產重組、結構調整、深化內部改革等一系列企業化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確立“一個核心，三個重點”的產業發展格局（即以旅游業為核心產業，以房地產、會展業、園藝花卉業為重點），成功地盤活了歷屆世博會中惟一完整保留的會址，創造了將大型國際博覽會形成資產進行企業化運作并持續盈利的奇跡。
對于昆明世博會取得的成功，時任云南省政府秘書處長， 兼任云南省政府世博會指揮部辦公室第一副主任、現為云南世博集團總經理的趙云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99昆明世博會的成功得益于 “99世博會、永久世博園”理念。在建設之初昆明就卓有遠見地考慮到世博會結束后世博園的后續利用和世博集團的長遠發展，控制了周邊300畝預留地，待世博會結束后很快就將后續發展提上日程。為此，昆明世博集團還專門設立了世博園可持續發展和管理創新的課題。經過三年多的研究，最終成功地把世博園改制成為了一個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引進了五家戰略合作伙伴，形成了一個有6家股東的股份制公司，且現已上市。幾年來，云南世博集團探索出了一條立足于現實多元化盈利模式和可持續發展模式：一、做強做大以世博園為骨干企業的旅游產業版塊。二、做大做強結合城市建設的生態房地產也。三、做強做大以昆明國際會展中心為基礎的會展產業。四、做強做大以“世博園藝大世界”為龍頭的園藝交易市場，使之成為中國西部及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服務最便捷的園藝產品貿易集散平臺，并配之以萬畝園藝示范基地—世博園藝大走廊項目，拉動了云南園林園藝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昆明破譯了場館設施的可持續發展與利用世界性的難題。
創造了奇跡，也留下了遺憾
這些大型活動在帶給承辦城市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后遺癥”，也就是學術界所謂的“后會議效應”，或者“后奧運現象”。
從理論上來說，“后活動效應”是大型活動對城市發展和旅游業帶來的短時性、超常規發展必然引起隨之而來的規律，這是大型活動長期影響的一個重要特征。其舉辦表現是：隨著大型活動的結束，緊隨而來的是旅游人次的退縮、接待設施的空置、相關企業的盈利出現大幅度下降、相關行業出現惡性競爭，等等。“后活動效應”是大型活動具有的、較大的號召力只能在短時期內促進大型活動舉辦城市的發展和“井噴式”旅游這一共同特點所決定的。在奧運會發展歷史上，即使悉尼奧運會這樣被譽為“最成功”的奧運會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后奧運現象”。在大型活動研究中，所謂的“后遺癥”是一系列“后活動效應”（Post-event Effects，也翻譯為“后事件效應”）的表現而已。昆明也出現了這樣的癥狀：
——籌辦中對后續發展考慮不周，表現為重建設，輕使用。
昆明世博會的場館建設設施，用于會議展覽當時是可以的。但是會議結束后，轉為主題公園后，在使用功能方面就表現出明顯的不適，因為所有的設施都是以會議展覽型為基準的，而非旅游型的。兩者在功能使用上是不完全一樣的，比如園內旅游廁所、交通設施建設及旅游商品的開發等等，都不很適合旅游性質。這給后期改造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在后期改造過程中，昆明再次投入資金達1。5億，與初建時相比，改造工程更是費時費力。
——星級飯店供過于求，后會議效應凸顯。與世博會期間的熱鬧相比，會后的昆明星級飯店明顯供過于求，以致出現了削價競爭等問題。后會議現象特征凸顯。
——投資非理性。在場館建設上，各地舉辦會展需要建設大量的場館設施都出現一個普遍問題，既然錢不是自己掏，賠起來似乎也不心痛，投資顯現非理性投資。昆明也存在著如此情況，只是盛宴期，間大量的客源給酒店業帶來的短暫的繁榮，暫時掩蓋住了這種投資的非理性。昆明世博會期間很多酒店的投資方是國有企業，甚至是政府部門通過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的，說得再透徹點，這些酒店就是政府部門的“三產”。
——場館建設缺乏長遠目光，對綜合效益考慮欠缺。
昆明世博園由于當時缺乏經驗，不少地方還是按照“一次性消費”來進行規劃設計和功能布局的，如當時的國際室外展園，還有企業展園的建設，當時都是比較短期，世博園商業街是進了大門以后的左邊一個坡上去，這種形式并非是旅游的必經之地。
2006年的沈陽園博會也獲得了圓滿成功，沈陽如愿以償地實現世界給沈陽一個機會，沈陽給世界一個奇跡的夢想。
沈陽世界園藝博覽會的總規劃面積大約5平方公里，核心園區2。46平方公里，是歷次“世園會”中占地規模最大的。當時參展國家近百個，觀眾人數達1200多萬人次，各項經濟收益非常可觀，使沈陽市的城市建設提速了5年。
但是有也學者認為，沈陽世博園投入較大，但并未很好地形成產業帶動效應，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還未完全發揮出來，更多的時間它只是作為一個大型主題公園。
“后遺癥”的成因
就國內外的研究來看，出現這些后遺癥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城市發展過程中需要有不斷的動力，而大型活動作為一種非常規的活動，則為城市管理者“大興土木”找到了動力。為了申辦、籌辦和舉辦大型活動，有關當局往往借機進行大量的、超常規的基本建設投資。這些資金的來源大體上包括大型活動本身的收入、上級政府的撥款和本地政府的財政投入等幾個方面。由于這些投入所需資金數額巨大、投入時間集中，一般超過當地政府常規的財政預算。因此，政府往往通過挪用其它的建設資金或者提前使用未來年份的預算資金來解決。在大型活動本身的投入產出機制不完善、財務審計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好大喜功的“政績”心態下，這種對資金的挪用和提前使用非常容易出現過度投入的問題。國外的理論研究表明：在大型活動決策的過程中，在城市決策集團（Policy Communities）之間相互制衡的情況下，城市政府往往通過公共權力的擴張來獲取超常規的資金，如果引導不當，就很容易出現重復建設以及設施過剩的問題。昆明、沈陽也不例外。
如何避免“后會議效應”
對于如何避免后會議效應這個問題，國內外的經驗表明：雖然大型活動的“后活動效應”很難避免，但是重復建設以及設施過剩等后遺癥卻是有辦法降低其損失的。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途徑是三個方面：
一是盡量少建新的設施，例如奧運會歷史上所謂的“洛杉磯模式”，其特點就是直接用于比賽的場館都是改建原有的體育設施，而城市基礎設施方面則沒有任何新建設施；二是非建不可的設施要做好后續利用規劃，如悉尼奧運會，在規劃階段就對奧運村的后續利用進行了全面的科學的考慮；三是不斷申辦、舉辦各種活動活動來提高設施的利用率，如昆明世博園，不斷舉辦各種活動、節事，不僅增加景區吸引力，也提高了舉辦世博會而建的場館的使用率。
趙云忠也談了自己的觀點：昆明世博會遇到的一些問題，或許2008的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以及2011年的西園博會也會遇到。在活動舉辦期間，客流量肯定是很多，是不是按照最多的客流量來建賓館和飯店，應當理性投資。美國在舉辦奧運會的時候，他就采用了學校的場館來進行改造，來接待游客，我想接待旅游者可以采取很多種方式，可以把我們的大中學校利用起來，因為奧運會時間不長，通常還是在8月分左右，可以充分利用大學、中學的一些校舍，學生的宿舍改造，可以采取部分達到水準的居民社區，現在國內居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且中國人民熱情友好。這種形式也是緩解高峰時期的一種形式。用民居的方式來接待海內外的游客，這樣可以避免展期以后留下一片城市無法拆除的鋼筋混泥土森林。
另外，盡最大可能獲得企業贊助的機會，使場館設施不僅僅依賴于政府的資助。大型會展活動的場館設施，主要的景點、庭閣和大型的演出，應該是可以得到國內國際企業的贊助，世界上34個國家的室外展園，我國34個省市區（含港澳地區，臺灣民間建設）國內室外展園和10多個企業展園得到了各國、各省區市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得到國內國際的企業贊助，將會增添大型會展活動的拓展性的營銷能力，也是維護和發展重要的經費來源，對贊助企業來講，樹立企業的品牌，宣傳企業新的產品可相得益彰，名利雙收。
對于“后會議現象”，廣州的理性值得借鑒。在2010亞運會整體規劃上，廣州未雨綢繆。2010年亞運會需要新建的5個賽場包括南沙的綜合性新體育館、沙灘排球館，廣州開發區的綜合性體育館，大學城的自行車賽場和白云新城的壁球館。廣州方面有關人士表示，廣州與北京、上海有所不同的是，廣州在2001年就制定了城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亞運需要社會投入，廣州并不會因為亞運的到來而盲目發展建設，從申辦到現在，都是盡可能的合理利用資金。廣州亞運新建亞運場館的投資將不會超過20億元。廣州將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盡可能對已有場館進行改造利用，堅持場館建設帶動地區發展、場館及配套設計與城市公共配套結合、亞運場館與大眾健身相結合，防止后奧運現象的出現。根據亞運會的要求，除了20億元的體育場館建設之外，廣州市計劃用2200億元進行城市建設，完善交通、體育場館和生態環境建設。
“廣州的基礎設施較好，但是也要面臨一個問題--賽后利用。”賽后利用的設施除了這些體育的基礎設施之外，前期在城市交通系統、下水道系統、能源供應商和通訊系統等大量的投入也是賽后利用的一個問題，這些都將對城市造成長久的影響。“比賽就那么20來天，哪怕工人停工、學生停課對國民經濟也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但是，賽前投下的巨資在賽后如何能夠充分地利用和盡快地回收資本，則是最考人的。” 廣州對前車之鑒的認識是非常到位的。
縱觀國內外大型活動方面的成敗得失，2011年西安世園會有必要著重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策劃和規劃，特別是做好觀眾和游客人數的科學預測，在此基礎上，做好活動策劃和場館規規劃，做好城市相關基礎設施的配套規劃；二是提前安排好園博會的運作和世博園的后續發展，從現有研究的結果來看：一屆園博會能否獲得成功，不僅僅應該看它為舉辦城市帶來的基礎設施增加和城市面貌的改變，更應該務實地重視園博會本身的盈利問題和園博會之后世博園的生存、經營和發展問題。千萬別讓大型活動成為遺憾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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