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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中國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然而前途光明的道路。中國在漸進實踐中摸索前行，抓住并利用了全球化機遇，從封閉型經濟中掙脫出來，在經歷了外向型經濟的漫長發展階段之后，中國正在走向“開放型經濟”。“開放型經濟”強調貿易自由，主要特征表現為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更加自由地跨國界流動，成為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發展效率的支配性力量。“開放型經濟”的基本要求是，統籌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內外需、進出口、引投資三大平衡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競爭合作，更加充分地發揮比較優勢，努力實現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可持續發展。

從“外向”到“開放”蛻變

“開放型經濟”脫胎于“外向型經濟”。后者強調出口導向，通過出口增長帶動經濟增長，在發展中國家經常表現為利用國際資本，開拓國際市場，通過加工貿易擴大出口。加工貿易是立足國情的產物，長期以來對推動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進程，對穩定和擴大就業，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與一般貿易相比，加工貿易的優勢在于低資金占用、低要素準入和低市場要求。但是，受要素投入所必需的資源環境的制約，受發達國家市場需求有限和同為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競爭的制約，其增長帶動作用出現漸次遞減效應。亞洲最早進入外向型經濟的是日本，其出口導向模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持續了30年。晚于日本實施出口導向模式的韓國，其持續作用的時間為20年。東南亞各國僅持續10年。

“開放型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它從“外向型經濟”發展而來，但又與之有根本不同。作為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開放型經濟”強調降低關稅壁壘，減少對商品和資本流動的限制，在與世界的融合中追求中國特色，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其總體目標是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加快形成比較優勢，更加積極地促進內需與外需平衡、進口與出口平衡、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平衡，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開放型經濟”調結構的三個層次

構建開放型經濟需要以調結構來促轉型。結構調整涉及需求、供給和市場三個層次，即內外需結構與三大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市場結構與貿易結構。

就第一層次而言，有必要按照國家確定的方針，在千方百計穩外需的同時，堅持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積極調整內外需結構，實現內外需協調發展。目前的問題是認識偏差，有一種誤解認為2017年中國消費增長率已經超過15%，達到了198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中國老百姓收入水平低，社保體系不完善，進一步增長潛力不大。但事實是，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億人次，旅游消費達1152.9億美元，其中購物占比50%左右，這都表明國內市場對進口消費類商品，特別是特色優質產品有著強勁需求和巨大潛力。當前我國最終消費品進口僅占進口總量的8.6%，而世界平均值在20%左右。其實，如果把消費看作人力資本新投入，例如旅游、留學、培訓、健身，那么消費升級從“量入為出”走向“適度借貸”，或許就找到了必然性依據。

就第二層次而言，產業結構可以分為三次產業結構，按照產業內部結構可以分為勞動、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還可以分為傳統和新興產業。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城鄉和區域發展差別大，這決定了產業種類齊全的必然性和長期性。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農業、紡織、輕工、生產生活服務業，對穩定就業意義重大，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彈性所在，這些產業應著眼于提升技術含量，促使其形成特色工藝和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對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裝備制造業，要通過政策引導，支持創新，形成自主知識產權，不斷提升市場競爭力。對有助于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航空航天、生物技術、高性能芯片、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不僅要加強政策引導，還需要國家直接投入資金扶持。

企業結構分所有制結構、大中小結構。有必要繼續為中小企業“正名”。企業不能以大小論英雄。企業都有成長過程，都需要自己的機遇。重要的是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環境，給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對非公企業大體也是如此。

就第三層次而言，市場結構調整重在實施多元化戰略，鞏固傳統市場，開拓新興市場。面對新形勢，有必要拓展市場多元化戰略的內涵與外延，針對不同國家的市場特點，實施差別化的開發戰略，努力增強針對性、有效性。貿易方式調整主要涉及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結構、貿易與投資互動關系三個方面。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起飛都經歷了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發展過程。有必要健全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政策，逐步形成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協調發展、貿易與投資良性互動的格局，形成對外貿易、吸引外資和“走出去”三個對外開放基本面共同發展、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及時跟進的新局面。

進口博覽會是優質的國際合作公共品

進口博覽會是“開放型經濟”的內生性要求，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標志。它從根本上適應調結構促轉型的需要，追求內外需平衡、進出口平衡、投引資平衡。中國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是在多輪次降低關稅壁壘、減少資本限制的過程中，為世界各國特色優勢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打造合作平臺，為促進經濟全球化提供公共產品，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標志性工程。未來15年，中國將進口24萬億美元的商品，對外投資2萬億美元，這將為各國出口提供新機遇，為共享中國發展成果搭建新平臺，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進口博覽會是國家行為。這不僅體現在部市協同主辦、保障的體制機制安排，而且表現為國際招展、全國招商，著力構建“開放型經濟”的國家意志。當然，進口博覽會的實質是在政府更好作用下，企業主體自主決策的一場國際化超級商展活動，是在市場決定基礎上借助溝通平臺發展自由貿易，引領綠色、均衡、可持續發展。其主要任務是在國際范圍內組織企業間市場，克服信息不對稱的障礙，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均衡發展，實現共同繁榮。

具體來說，進口博覽會要圍繞世界各國特色優勢的品牌商品，邀請各國供應商來華參展和各地經銷商來滬采購，通過供需商家、創新創意、市場信息、專業人士與高層決策者、國內外媒體的現場集聚和洽談交流，特別是通過品牌看點的競爭性展示、多樣化選擇和分散式決策，以認知圖式對接融合驅動交易增長繁衍，形成貿易投資全球化合作的市場共同體，構建開放型中國經濟。

進口博覽會的功能作用，表現在以開放再擴大支持經濟全球化，以改革再出發激勵自主品牌走向世界一流，以進口市場大開發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供給側改革實現增長動能的結構轉型，以國際合作公共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此開放型經濟構建之初，增長動能轉型最容易出現認知偏差，而國際合作公共品最具想象和操作空間。

進口博覽會的核心功能，在于為各國企業有組織的現場集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平臺，便于從多對多到點對點，實現供需各方溝通互動。其基本效用在于通過主題化時空、專精特新看點和多樣化展示表達手段，圍繞特色優勢核心展品，形成相關各方認知圖式的對接融合，進而就貿易投資特定項目做出有效決策。全球化條件下，決策約等于現實。金融與物流的發達功能，將根據商務決策高效便捷地解決從交貨到付款等剩下的所有問題。

有意思的是，博覽會作為溝通交往的專業場景，在歷史上和現實中一直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的關鍵節點，是五花八門的認知圖式對接融合、協同決策的高效平臺。其深層原因，在于當代世界已經或正在走向交往邏輯。

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人民幣結算三步走

國際貿易活動中的商品計價，通常采用以下三種貨幣計價方式：生產者貨幣計價（PCP）；當地貨幣計價（LCP），即進口企業所在國貨幣計價；工具貨幣計價（VCP），即第三國貨幣計價。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以面向世界開放市場為特點，有理由、有義務參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一國的貿易特征與進出口商的結算幣種選擇密切相關。從貿易規模來看，一國貿易總量越大, 越傾向于使用本幣結算。從貿易方向來看，如果一國出口商對某國市場依賴程度越大，越傾向于使用對方幣種結算。從貿易結構來看，一國出口大宗初級商品，更傾向于以媒介貨幣計價結算；出口勞動密集型低技術產品，更傾向于以進口國或媒介貨幣結算；而出口具有較低價格彈性的中高技術產品，由于其不可替代性強，大多以本國貨幣計價結算。

盡管我國當前的貿易總量有了較快增長，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從貿易結構來看，我國目前主要出口國際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的中低技術產品，進口大宗初級產品及需要較高資本和研發投入的高技術產品，進出口商的總體談判地位不高，幣種選擇余地相對較小。所以，中國只有促進貿易方向多元化，縮小對個別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貿易商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人民幣國際計價結算才會有發展前景。

匯率的自由浮動性和貨幣的自由可兌換性兩項宏觀制度性條件，對貨幣的國際結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一國的相對通貨膨脹率和匯率的波動幅度兩項金融市場指標，會影響貿易商市場結算時的貨幣選擇。一般而言，通貨膨脹率越低，匯率波動幅度越小，該國貨幣也就越容易被貿易商接受。

進口博覽會作為國際合作公共品，是進口貿易的引擎泵浦，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戰略工具，目的在于以低成本高效率實現企業間交易效用最大化。交易的內容可以是商品或服務進口，或者跨國投資合作。交易的媒介則可以從實際出發，采取基于自愿基礎上的人民幣結算方式，即以人民幣作為進口博覽會貿易投資活動的計價與結算貨幣，嘗試非美元中介交易。這樣做的好處是節約交易成本，不必額外支付兌換美元所產生的匯率差價。此外，用人民幣結算，對于擁有13.9億人口的中國市場龐大的交易量來說，其意義還在于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借助中國的進口規模和主場優勢，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定價能力與結算能力，進而形成事實上的國際發行權利和儲備地位，推動歷史掀開新的一頁，讓世界逐步進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新時代。

根據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現狀，人民幣當前仍處于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周邊化階段，并正在準備進入國際化發展的第二階段，即區域化階段。貨幣周邊化指貨幣在周邊國家的貿易結算中得到普遍使用。貨幣的區域化是貨幣國際化的一個中間階段，是一定區域范圍內經濟關聯度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在經濟或金融合作中逐漸采用區域內某一國的貨幣，最終實現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

2009年，我國開始啟動并逐步深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一是周邊國家對人民幣接受程度明顯提升。二是我國與周邊國家貨幣合作穩步推進。三是人民幣與多個周邊國家貨幣實現了直接掛牌交易。

同時，“一帶一路”倡議有效促進了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又將推動國際貿易深化。隨著大量中國企業和投資走出去，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域的認可度大大提升，將有助于在這條世界上最長的經濟走廊中形成“人民幣區”。人民幣終將扮演沿線各國主要結算貨幣的角色，并將伴隨著國家間的經貿往來不斷成長，進而成長為周邊化區域化貨幣。

然而，貨幣全球化需要強大的國家實力和經濟基礎，以及高度發達的金融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目前，中國距離這一要求還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并且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中國勢必將經受強勢貨幣的挑戰。進口博覽會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結算范圍，需要借助長期積累的展會公信力和各國企業間的相互信任，目前還不具備全面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條件。

因此，要建議平緩推進人民幣全球化過程。首先可以利用優惠政策吸引各國更多企業主動嘗試并使用人民幣結算，同時嘗試爭取使區域經濟中心國家率先使用人民幣結算。各進口國可以根據自身情況自主選擇結算幣種，中方不做強制性要求。主要理由，一是進口博覽會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義在利先，有必要尊重市場選擇；二是盡管我國進口量巨大，然而貿易結構有待深入調整，我國亟待盡快走向“優進優出”，爭取交易主動；三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尚不足以支撐人民幣區域化乃至全球化；四是如果大量人民幣外流將導致回流壓力，可能引發國內經濟問題。

根據周小川先生的說法，目前人民幣“走出去”能做到的都已經做了。政策干預過多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進口博覽會一方面需要認真進行量化研究，積極準備參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需要等待市場自身發揮作用，以及我國貿易結構調整和金融在岸與離岸市場建設。

以更高水平的“開放”贏得人心

當前，由貿易摩擦升級帶來的貿易爭端，對全球發展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面臨挑戰。卷入其中的不僅是中美兩國，還包括了世界上幾乎所有貿易大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這是國際社會與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的斗爭。由于主要貿易大國的背景、訴求和承受的壓力不同，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形勢復雜，需要隨時追蹤局勢發展、認真研判、科學應對，細致深入地分析和處理各種矛盾，細致耐心地解決具體問題，才有可能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擴大和平發展機遇期。在此背景下，進口博覽會以中國主動開放市場的重大行動，明確表達了多邊主義、自由貿易的立場，是得人心之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應對貿易摩擦，我們應當更加自信。

面對特朗普與天下爭利的政策措施，尤其是美國優先、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逆全球化實踐，進口博覽會主動開放中國市場，與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中國主張，堅持平等協商互惠，堅持多邊主義和貿易自由的中國方案，這些積極舉措一定會得到世界各國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與此同時，我們有必要把特朗普與美國政府，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企業，把美國企業與美國消費者明確區分開來，區別對待；避免受民粹主義裹挾，重回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抗的封閉經濟老路。封閉經濟強調進口替代，是發展中國家采取關稅、配額和外匯管制等嚴格限制進口的措施，以扶植和保護國內有關工業部門發展的政策取向。進口替代政策必然以犧牲國內消費者為代價。由于削弱乃至切斷了與世界市場特別是與發達國家市場的聯系，必然造成國際分工脫節、國內市場蕭條、生產成本高企、經濟效益低下、產品質量差、缺乏國際競爭力等難以解決的問題。

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也要求進口博覽會加快成長為國際一流，積極發展和維護同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廣泛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與合作，實現開放型經濟全球對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同時維護多邊主義、自由貿易，爭取在多邊貿易機制下克服摩擦，解決爭端，從根本上對沖貿易條件惡化的負作用，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不斷助力提升自主創新國家能力，進而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差異化、極致化、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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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駕馬車”奔跑的誤區

目前通行的增長動能描述，往往沿用傳統的“三駕馬車”理論，認為GDP等于消費+投資+凈出口。其中，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可以是私人企業投資，也可以是國有企業投資；凈出口就是出口減去進口。根據這一理念，GDP要想增長，或者靠增加消費，或者靠增加投資，或者靠增加凈出口。出口萎縮增投資，投資萎縮促消費，消費萎縮拓出口。

“三駕馬車”論本為應急舉措，卻廣為流傳，至今已被看作經濟發展的增長動能，形成了需求拉動的思維定勢。比如，2017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即按支出法核算，認為GDP可以被分解為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部分，構成類似于凱恩斯的總需求三要素。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8.8%，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為32.1%，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率為9.1%”。甚至有人據此提出，近期工作重點應當再度聚焦于刺激內需。

以上描述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消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二是投資是為了提高效益，還是解決就業？三是貿易貢獻是合作雙方互惠共贏，還是出口減進口？問題的實質，在于把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因素混同于中長期增長動力，把結果與表象混同于原因和動能。

在增長經濟學看來，增長不是一個需求問題，而是一個供給問題，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根據現代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根源只有兩個：一個是人均資本的增長，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個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前者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的指標，后者是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指標，包括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人均產出的不斷增長，才導致了向發達國家消費指標的不斷接近。結論是人均產出的持續增長，決定了人均消費的不斷提高。經濟學家薩伊曾提出供給創造需求，由此可見，“三駕馬車”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在這里，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和效率提高，取決于制度框架、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然而以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為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能通過發揮市場的作用來拉動經濟增長，短時間內難以見效。與此同時，“三駕馬車”的成效立竿見影，所以政府將本來是非常時期的刺激政策，當作常規做法用于宏觀調控，甚至形成了路徑依賴，欲罷不能。

依靠“三駕馬車”所代表的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會帶來許多副作用或后遺癥，比如GDP至上、政府主導固化、資源緊缺、環境惡化、經濟泡沫加劇。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在經濟過度下行的非常時期發揮其應急作用和熨平波動的作用，一旦步入常軌，就要及時擺脫對它的依賴，轉向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通過市場作用實現綠色、健康、可持續發展。基于市場作用的供給側改革，從提高生產率的角度揭示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因而被看作是更具根本性的經濟增長“三大動力”。其中三者間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制度變革是根源，處于決定性地位；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都要接受它的影響和制約。（作者張敏系上海會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作者張云穎系上海會展研究院實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