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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誰更需要國際會議？如果放在三十年前，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中國科學技術基礎薄弱，需要引進更多國際會議來促進相關專業學科的發展。這就不難理解，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全中國只有一家專業的國際會議服務機構（PCO），而且就設在中國科協內部。然而近十來年，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需要國際會議的人和機構當然也就與以前不一樣了——不知道比那個時候增加了多少倍。

要想知道誰更需要國際會議，就得先知道國際會議有何價值。

國際會議也是會議，只不過參會者的來源更為廣泛，討論的問題也更具國際性、全球性而已。國際會議同樣也分為三類，一是政府會議，二是協會會議，三是企業會議及活動。

國際會議的價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參會者價值

“參會者價值”是會議價值的基礎。所有的會議都得有人參加，換句話說，對參會者有價值是所有會議成功的基礎。會議組織者之所以能夠召集到那么多人，讓會議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會議組織者能夠充分理解參會者的訴求，并通過有效的管理和運作，讓參會者獲得他們想要的價值。“參會者價值”可以有：學習、觀點分享、討論、社交、業務及激勵等六個方面。

組織者價值

“會議組織者”就是會議的召集者、協調者、策劃者、運營管理者，甚至是執行者。對于那些規模小、復雜性不高的會議，“組織者”可以兼顧上述各種角色，但對于中大型會議，尤其是國際會議，由于參會者來源復雜、嘉賓規格較高、活動安排高度疊加等原因，上述角色只能分散到多個機構來完成。國際會議通常有主辦者、承辦者、協辦者、執行者（PCO）等。會議組織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訴求，不過一般而言，主辦者、承辦者擁有較大的話語權，他們協調利益相關方，控制會議進程，完成會議目標，給參與各方帶來更多他們想要的價值。“組織者價值”主要包括：政治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傳播價值、學科或行業價值等。

目的地城市價值

會議總是要在某個地方舉行的，這“舉辦會議的地方”就是會議目的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議目的地”是以城市為基本單位的，因為城市，尤其是中大型城市通常會具備更好的舉辦中大型、高端會議及活動的基本條件，比如國際國內交通、會議展覽及活動場地、酒店及餐飲設施等。幾乎所有會議目的地城市都歡迎不同類型的會議及活動，因為它們可以給城市帶來別的方式很難帶來的“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傳播價值等。對于目的地的會議供應商而言，會議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

會議市場價值

先有會議，而后才有會議市場。會議市場是會議繁榮昌盛的一個結果。會議與會議市場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會議促進了會議市場的發展，會議市場的發展又反過來提升了會議的品質。會議的市場價值，指的主要是會議作為一種市場行為給中下游服務企業帶來的經濟價值。

我們不妨從規模、層次、影響力、消費帶動性等幾個角度，在量級上將會議分為兩類，即中大型和中小型、高層次和中低層次、較高影響力和一般影響力、較高消費和一般消費等。一般而言，國際會議都處在第一個層面上，這也正是國際會議比一般國內會議更受歡迎的主要原因。

不同發展時期，人們對國際會議的訴求有著很大的差異，或者換句話說，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對于國際會議的需求正變得愈發強烈：

參會者

國內的參會者更愿意與國際同行交流觀點、切磋技藝、對接業務；

組織者

政府、協會、企業愿意參與更大范圍、更高層面的交流與互動。隨著中國自身實力的提升，很多機構開始嘗試搭建自己的全球會議平臺，發出自己更加強烈的聲音；

目的地城市

不滿足以往作為自發性會議目的地的被動地位，主動出擊，與中央政府、國際組織、品牌企業等形成合作關系，或者引進高端會議，或者自創會議平臺，以滿足城市提升自身影響力、增加經濟收入、發展會議產業等方面的需要。

上述分析，更多地是從理論上、邏輯上展開的，而在現實當中，國際會議及其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比較復雜，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

先說國際政府間的會議。

從歷史看，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需要通過一系列重要的國際關系事件來加以印證，而在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中，高端國際會議則是這種印證的最佳呈現方式。實力變化，座次需要重新排列，而用會議的方式來排列座次，直觀而有效。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高端國際政府間的會議將在中國舉行。

一個復雜的情況是，國家的崛起總是與城市的發展壯大聯系在一起。重要國際會議在凸顯舉辦地影響力、競爭力方面的優勢就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所有人都會發現，舉辦了重要國際會議的城市，比別的城市顯得更加揚眉吐氣。

其次是國際協會會議。

我們通常所說的“國際會議”，主要是指國際協會會議，即國際協會在全球各國巡回舉辦的年會。在中國，“國際會議”是與很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其舉辦數量很難直接反映市場的真實需要。根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的統計，每年在全球舉辦的這類“國際會議”高達一萬個以上。照理說，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其在全球所占地位，每年在華舉辦的“國際會議”的數量應該逐年快速上升，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ICCA數據顯示，2001年中國舉辦“國際會議”84個，2008年為294個，2016年為410個。即便是2016年的410個，這個數字只占全球“國際會議”總量的不足5%。以這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節奏很不吻合，更與中國全球大國的地位不相匹配。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國際會議”的審批、申辦比較復雜，不僅涉及外交，還與協會管理、會議市場運行等有關。總而言之，人們對于“國際會議”不斷增長的需求，無法有效轉換成市場方面的結果。我們只能看著“國際會議”的曲線漲漲落落，而很難改變最后的結果。

從目前我國的情況分析，最需要“國際會議”的一方是城市，其次才是會議的主辦者、承辦者、參會者和供應商。城市需要“國際會議”，看重的主要是會議的影響力和傳播效果。比較尷尬的事情是，雖然城市掌握了很多有利條件，包括資金等，但其優勢卻很難直接延伸到主辦方、承辦方、參會者，因為經濟杠桿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最后是企業的國際會議及活動。

企業會議及活動是會議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類國際會議及活動的發展是高度市場化的，是會議市場上供應商收入的主要來源。籠統地說，國家、城市、會議市場供應商，都需要國際會議，但他們的側重點不同：國家、城市更想要的是會議的影響力、傳播力效果，供應商需要的更多的是經濟收入，而企業會議及活動的主要貢獻點只在于后者。

國際會議的復雜性，絕不僅僅體現在申辦流程上、接待服務的精細化程度上，更多地體現在面對“國際會議”這種特別的工具、平臺的時候，不同的群體所表現出的復雜態度。這種復雜性顯然對于中國國際會議產業的發展不是很有利。這可能是中國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不會持續太久。但愿是這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應該有越來越多國際會議愿意來中國舉辦，那就請相關各方多做一些積極的工作，讓這個過程變得更加簡單而順利。